赵俪生：我跟郭沫若的冲突

作者：赵俪生

郭沫若，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。

在初中时，我读到他那情书集《落叶》，“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”，我常常吟诵。

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《叶洛提之墓》，这是一篇“盗嫂”的故事。

还读了他的译品《茵梦湖》，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：“一日晚秋薄暮，一老人衣冠楚楚，徐行走下城市”……

这一切都说明，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。

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。

我是院长、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，但郭沫若、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（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，陈伯达在党校学习），所以，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。

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。只是列席，不发言，也没有表决权。但这就赋予了“静观”的机会。

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。

吴有火性，不服，跳起脚来同他吵；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，其状甚惨。

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，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，说三道四。

我忍不住了，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《人民日报》社，说有情况要反映。

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。

我去了，当时还没有录音机，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，噼里啪啦价打。

但最使我吃惊的是，事隔一月，我收到一封复信。

复信分两段，前一段是“应酬”的口气，说您向我们爽直地反映了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，我们很感谢。

后一段就厉害了。“但是，”（一个“但书”，主席就几次阐发过“但书”的重要作用），说主席教导说，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，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。“谨供您参考。”

好家伙！这不就是说，谁给郭沫若提意见，谁就是反革命吗？

可惜这封复信被抄走了，不然我一定把它影印出来，“立此存照”。

最有代表性的大报的编辑室，表的就是这样的态，对自己的成员不惜用威慑别人的口吻予以保护。

而且在此后历次运动中，也都是一贯地保护积极分子，打击提意见者，这个传统才造成了此后一直是“一言堂”的传统。

我这个匹夫小子，在开国之初，不过是初试锋刃罢了。

赵俪生先生和他的嫡传弟子——“七只九斤黄”，右三戴眼镜者为秦晖，其余是杨善群、白文固、霍俊江、马明达、葛金芳、杨木

另外一起冲突，是为了一篇文章。

当时，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《光明日报》上的副刊，叫《学术》，他管西城集稿，我管东城集稿。

有一天，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。

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，他反应很痛快，一口答应了。而且没隔几天，就把稿子交给了我。

题目是《蜥蜴的噩梦》，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，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，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“殉葬”。

这一下，我们犯难了。董已去了台湾，骂他“殉葬”关系不大；可郭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，这样骂法合适吗？

叶和我商议，郭老是大人物，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，于是叶说：

“你就近问一问，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？”

我问了，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：

“你们嫌不好，给我拿回来，别的报刊会要的！”

好家伙，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。

我和叶商量，没有其他办法，“原样照登”就是。

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，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。

杨局长察觉到了，就问：

“你和谁生气啦？”

我憋不住了，就“竹筒倒豆子”通通说了，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，于是被“听者有意”的处长关肇直听去了，就连忙向党组汇报。

适逢周末，我去打开水，遇见副局长恽子强（他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弟弟），他说：

“到我家坐坐不？”

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，就立马去了。

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领导合影。左起：钱三强、恽子强、王大珩、竺可桢、吴有训、丁瓒

果然，恽十分温和地对我说：

“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，好不好？办公室里人杂，传来传去，会产生影响的。”

这一下，我就完全明白了。

我的气越憋越厉害。《人民日报》的复信叫我憋了第一口气，关肇直打的小汇报叫我憋了第二口气，当时我才三十二三岁，火气盛，就接连写了三封信：辞职！

当时去留的事是依靠组织安排，已经没有“辞职”这一说了，可我还是走老路了，辞职。

要辞职，第一找杨局长，第二找副局长恽子强，但我都没有找，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，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。

在我的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中午下班时，编译局的女秘书姚舞雁同志（她是姚蓬子的妹妹，姚文元的姑姑）交给我一张“中国科学院便条”，上面写着：

“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，碍难再留，应予照准。郭沫若”

这样，我这一辈子跟“创造社”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，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，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。

我失败了，但精神是愉快的。

赵俪生文革中被退职后，与夫人和两个女儿合影

坎坎坷坷赵俪生

赵俪生（1917—2007），山东安丘人。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。

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，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、剧本和小说。后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。晚年专攻先秦文化，探析中国文化源头。

北京解放后，赵俪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。因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，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信，结果被另眼相看，最后只好辞职。

当时编译局要求他五天内全家搬走。万般无奈中他向艾思奇求助。

在艾思奇的介绍下，1950年秋到长春，在东北师范任教授。同年冬又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。1957年夏，赵俪生奉命到兰州大学任教。

1958年被划为右派，被剥夺教课、发表文章等权利。

很快，兰大文科下马，赵俪生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，到山丹县农场接受“改造”。处境非常困难，不仅经常挨骂、挨打、罚跪，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。

当他收到兰大江隆基校长让人发给他的电报，回到家中时，已瘦得皮包骨。如果不是那份电报，他有可能埋骨戈壁。被摘去右派帽子后，担负起中国通史的讲授。

文革中赵俪生再次遭受不公正待遇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才回到兰州大学的讲堂。